继本月初香港自由党主席田北俊辞去行政会议成员后，引发特区管治班子一连串儿震荡。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相继请辞，在此前后，民众游行，英皇集团大股东杨受成等涉嫌行贿……香港特区仿佛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

有人说，近期的动荡是香港几年来经济疲弱的集中表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7月19日赴京述职之后，香港舆论普遍认同，香港还有如此优越的条件，有内地经济作后盾，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暂时的经济困难是一定能够克服的。

中央政府借董特首述职的机会，向港人发出一些明确的信息，以维护香港的稳定和发展。

7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特首董建华时，对在场的记者连说了四个“依然相信”———“我依然相信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会带领香港人民克服目前的困难”；“我依然相信香港人民会以香港根本大局为重维护香港稳定”；“我依然相信‘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是任何困难都不能动摇的”；“我依然相信香港明天会更美好”。

困境香港

经济学界曾多次把脉香港，何以亚洲金融风暴以来，香港支柱产业增长乏力、GDP增长放慢、整体竞争力在削弱？

而这一切又同时挑战着港人的优越心态和对香港经济的信心。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对记者表示，香港经济困难一部分是历史原因，香港在为港英政府期间造成的泡沫经济买单。

香港的几大支柱产业———金融服务、房地产、旅游和贸易等相互之间依存关系紧密，尤其是房地产和金融业之间的共生关系，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香港银行对香港大地产公司和购房客户的贷款数量和比例都很高。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银行承受的压力剧增。

有数据显示，与1997年最高峰相比，香港住宅楼宇的价格下跌了65%左右，有6万～7万个负资产单位。

张燕生认为：“许多人买房子不为居住，甚至不为投资，只是为了投机。”但随着房价的下跌威胁到了香港素来稳健的银行体系，一旦大批负资产业主放弃与银行签署的贷款协议(香港一般是七成按揭)，这些负资产将由银行来承担，从而可能破坏香港的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同时，香港作为“天然自由港”的相对优势在减弱。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直接出口(即不经过香港)占整个贸易的比重不断提升，香港作为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被削弱了。20世纪80年代，香港的出口收益相当于内地商品出口总额的120%，到2001年大幅滑落到40%。

7月3日，世界最大的包裹公司UPS(美国联合包裹公司)大中华区总部从香港移至上海。这是诸多跨国公司看好上海对内地辐射作用的一个表征。截至2003年5月，已经有32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选择上海。虽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的易宪容博士并不认为香港和上海存在竞争关系，因为上海和香港还不在一个层次上。香港的金融基础设施，监管架构和完善的法律体系，还是上海无法比拟的。但香港的要素成本过高，无疑增加了跨国企业和银行在香港的运营成本。如香港的平均地价是北京的7倍，是上海和深圳的8倍；香港的平均工资比新加坡高20%左右等等。

随着香港当地企业投资活动更集中于内地，内地融资活动也在上升，内地的资本市场对跨国企业的吸引力日增。贸易和投资的外流某种程度削弱了香港作为区域营运中心的地位。

难产的财政平衡术

对于上述困境，港府一时还难以拿出有效的解决措施。这也应该是原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辞职的根本原因，“买车逃税事件”最终成了导火索。

梁锦松2001年5月上任，2003年7月16日辞职，在位仅2年，尚未形成一个固定的施政模式，眼下难谈“后梁锦松时代”。

香港财政收支失衡造成的赤字问题，意味着继任者要面临和梁锦松一样的财政难题。2002财年香港的财政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700亿港元。

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的林大建博士认为，香港财政收入结构与支出结构均存在问题造成了高额赤字。从收入结构看，一是过多依赖非税收入，主要来自房地产及有关收入，这几年政府卖地收入锐减，致使财政赤字大幅上升；二是税基过窄，薪俸税是政府税收的主要税种之一，但目前只有不到40%的有薪人士交纳薪俸税。从支出结构看，社会福利所占比重较大，影响对基础设施以及科研的投入。

日前，董建华表示对香港新财爷“已经心中有数”。有人猜测董特首进京述职之后，新财爷不日会颁布。目前，财政司代理司长叶澍堃，前贸易发展局主席、现为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的冯国经，积金局前行政总监许仕仁，库务局前局长邝其志，现任工商及科技局局长唐英年以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都成为热门人选。

梁锦松时代，信奉的是“一切以消灭赤字为主的理财哲学。”梁锦松认为若财政赤字不解决，长远来说会影响到香港的金融稳定及经济发展。所以，梁上任不久，即着力解决财赤问题，并于去年3月发表的财政预算案中正式提出于2006年～2007年度平衡预算的目标。

梁锦松希望通过政府开源、节省开支以及通过经济复苏达到减赤目标。同时，刚成型的“香港政府公职人员薪酬调整条例草案”提出从明年1月1日起削减公务员工资，分两年减薪、每年削减3%。当然此举遭到公务员的强烈反对。

易宪容认为，应该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目标，而非把消灭财政赤字为首要目标。

在新财爷出炉之前，香港学界及社会人士也表露看法，香港经济持续低迷，政府当前应把刺激经济列为首要任务，增加就业，不要再死守于2006年～2007年度消灭财赤的目标。也有人提醒，港府在解决财赤之余，也应该考虑财政储备的问题。

2007年“灭赤”之争

早在2002年～2003年度财政预算案中，梁锦松就提出了将于2006年～2007年平衡预算，消灭财赤的目标：恢复经营账目收支平衡，恢复综合帐目收支平衡，把公共开支占经济的比重控制在20%或以下。

然而近两年，财政赤字不减反增。从2001年～2002年度的600亿元增到617亿元，香港政府预计2003年～2004年的财赤还会继续增加。梁锦松告别财政司司长职位之后，香港各方对“灭赤”目标展开了激烈辩论：是不是一定要坚守这个“灭赤”期限，是不是一定要把“灭赤”作为首要的目标。

在很多分析家眼里，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赤字已经到比较严峻的程度。刚过去的2002年～2003年度是617亿港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以上。而欧盟规定成员国一般都把财政赤字控制在生产总值3%以下，美国虽然会面对庞大赤字，但总数也不会超过生产总值的3%。

而据特区政府刚刚公布的截至5月31日头两个月的财务状况(每年的4月1日起到次年的3月31日为香港的一个财政年度)，本财政年度头两个月的整体支出为港币405亿港元，收入为238亿元，赤字为167亿元。财政储备在5月31日为2988亿港元。

由于“非典”疫情的冲击，专家预测今年度财赤肯定会大于原来预期的679亿元，标准普尔分析人士甚至预测短期内香港的财赤将冲900亿元高点。

今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到香港作周年访问时，便明确指出“香港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是导致宏观经济存在潜在弱点的主因。”代表团呼吁，尽管宏观经济前景虽明朗，特区政府仍需要开始推行具公信力的紧缩财政政策，推行大幅减低结构性财赤的措施，以巩固市场的信心。

“如果不能减低财赤并在中期达至收支平衡，财政储备几年后就会告罄。”中国税务学会理事、中山大学财务与理财研究中心主任杨卫华教授分析说。这会导致资金外流，带动利率抽升，港元信贷评级被降低，港元联系汇率受到冲击，连锁效应下，楼市、股价都会大受影响，从而推高融资成本，恶化投资环境。“这会削弱香港对外资的吸引力，有可能打击经济复苏势头，甚至触发金融危机。”

因此，“解决财赤，保卫港元”成了近两年香港财政预算案首要的任务。在今年的预算案中，梁锦松又重申2006年～2007年灭赤的目标，希望透过政府开源200亿元，节省开支200亿元，以及经济复苏300亿元，于原定目标减赤。

如今，财政赤字依然高企的现实让施政者不得不重新考虑“财赤”在整个财政管理中的定位。

有分析人士表示，香港经济的复苏步伐及楼价回升的速度，均未达预期，加上“非典”疫情的打击，政府预期在2006年～2007年“灭赤”，已变成不切实际的目标。消灭财赤与刺激经济是鱼与熊掌，不可能同时兼得。因此，特区政府无须把原定“灭赤”期限视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政府目前应该转移财政管理的重点，放在振兴经济和解决失业率方面，而不是以解决财赤作为惟一的目标。当经济复苏后，财赤问题也会得到解决。

但也有人担心，一旦放弃在2006年～2007年“灭赤”的底线，政府的财政便容易变得没有约束，有钱便花，甚至使用“未来钱”。而且，如果到2007年不能达致平衡预算，第三届政府一开始，就要承受财赤压力，这也是董建华特首一直称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梁锦松的离开，是一个合适的契机，让特区政府去调整原来以‘灭赤’为首要目标的财政管理体系。”杨卫华说，无论是优先“灭赤”还是刺激经济增长，对于新财长而言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我相信现时是我离开的好时机”，7月16日晚9时31分，梁锦松在发表的声明里说。梁锦松讲了3个理由：第一，《拨款条例草案》及财政预算案内主要的收入建议已获立法会通过；第二，非典型肺炎已受控制，重建经济活力措施已开始落实，而最受影响行业的复苏比预期强劲；第三，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方面，我们已踏出成功一步。

杨卫华说，现在对于香港的确是个好时机，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当乘着CEPA将于明年初实施，以及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把刺激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同时通过刺激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

香港的希望在内地

到底该如何解决香港的财政困境和地位提升，已成为转型中的香港急需解决的问题。

易宪容认为“香港的前途在内地。只有通过政治一体化达到经济一体化才能使香港摆脱困境。”

“1997年之前，香港经济的起飞很大程度带动了中国内地的发展。内地经济的发达水平与香港的地缘关系成正比。离香港越近，经济越发达。目前香港的希望也在于与珠三角乃至整个中国内地经济的融合。”易宪容对记者表示。

中国改革开放后，香港资本进入内地投资发展，很快在珠江三角洲与香港之间形成“前店后厂”式的经济分工发展体系，成为带动两地经济发展与香港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这一分工合作进而由珠江三角洲向内地大部分地区推动，合作范围与层次也不断提高，从而使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目前，估计香港对内地投资项目超过18万个，协议投资金额超过3500亿美元，实际投资总额超过1800亿美元，香港是内地最大的境外投资地区。

6月29日，在温家宝总理访问香港之际，“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在香港正式签署。CEPA涉及的货物贸易、服装贸易和贸易便利化三个方面，给香港带来的机会是不言而喻的。香港业界普遍认为CEPA可以加速香港与内地经济更深层次的融合。

“CEPA对香港很重要，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的问题，但确实是长期利好。重要的是获得了抢占内地市场的先机。”易宪容表示。

香港工商专联主席王英伟表示，香港与内地的密切关系，一直是香港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在面对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时刻，加强两地合作，是香港振兴经济、再闯高峰的不二之途。

专家分析，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取决于两地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互补性。内地有市场方面的优势，香港有服务和法制方面的优势，香港北上发展(尤其是将具有竞争优势服务业北上发展)实际上就能够做到扬长避短。

从金融业讲，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的曲凤杰认为，在中国人民币没有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之前，在内地银行体系改革没有顺利完成之前，内地与香港的金融体系的差异使金融业的互补远大于竞争，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不会被取代。尽管有“上海10年后取代香港”的言论，但应该看到，10年内不可能出现任何一个取代香港的大城市。

可见，振兴香港的优势，互补不足，背靠内地，面向东亚和世界，以区域整体利益为准则，形成综合比较优势，可使香港实现经济的进一步优化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