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10日，天津市人民大会堂，到天津民营经济发展论坛发表演讲的天津市市长戴相龙满面春风。早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戴相龙就表示要在天津举办这种由国内外著名企业家和民营经济大省领导参加的高层会议，人们也从戴相龙的承诺中看到了他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领域、重塑天津经济结构的施政端倪。但与当时面对媒体时的谨言慎行相比， 转任地方半年有余的戴相龙已经对天津充满自信，他的谈话仍然保持着一位前任央行行长的宏观思维。
与天津一起转型
2003年1月24日，58岁的戴相龙在天津市第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全票当选天津市市长。在此之前，他已经做了20多天的天津市代市长，期间多次重复回答着同样的问题：你如何完成从央行行长到直辖市市长的转型？
按照惯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转任天津似乎有些出人意表。一种说法是，戴相龙从位高权重的中央大员位置转到天津市担任“二把手”，说明他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一帆风顺。对于这种言论，天津的“一把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并不认同。他在春节之后与有关人士的一次谈话中说，戴相龙出任天津市长是中央经过周到考虑做出的决定，“戴相龙长期在中央从事金融工作，而对领导干部来说，应该既有中央工作经验，也要有地方工作经验。”
其实，如果把戴的调动放到最新一轮的干部调整中考量或许就不足为怪。从中共十六大前夕到今年“两会”前夕，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干部交流力度超过往昔，比如人事部长张学忠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交通部长黄镇东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王岐山担任海南省委书记(后任北京市代市长)、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等。戴相龙的调职只不过是这次干部交流中的个案。与此同时，“只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原天津市市长李盛霖被调到国家经贸委担任副主任。
天津市对戴相龙的到来一片欢呼。无须做任何夸张，戴相龙出任市长一职给近年发展相对缓慢的天津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他在金融界多年的声望无疑有助于天津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给天津带来更多的机会。在央行行长来到天津的同时，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也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于是，天津市的许多政府机构在工作报告中都使用了“天津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的说法。
到2002年，天津经济连续十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创造了当地人津津乐道的“危改精神”，滨海新区提前一年建成，城市公共产品的提供和相关制度安排越来越及时周到，漫长而复杂的老工业基地改造已经扭转了不利局势。但是，这些只是一个较低水平的中间成果，国有部门的好转很大程度得益于政策扶持、债务重组，在竞争力和效率的增长方面依然乏善可陈，许多迟钝的经济政策依然在影响着天津的综合发展。
正如戴相龙所言，天津市与先进地区相比，还存在着明显差距。去年，上海的GDP达到5400多亿元，北京达到3130亿元，天津市为2022.6亿元，这使得以环渤海经济圈龙头自居的天津备感压力。加之许多省辖市经济发展迅速，它们对经济指标的狂热角逐，对天津市的席位形成巨大威胁，对戴本人也是一个挑战。他说，去年底中央领导同志就工作调动与他谈过话后，他就开始四处查找资料，研究天津，“认真学习了市委八届三次会议所有文件，特别是反复地学习了市委书记张立昌同志在八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看了十几遍。”
就是在这个八届三次会议上，天津市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到今年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经济指标；第二步，提前3到4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2000年翻一番；第三步，到2010年，天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000美元，把天津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港口大都市和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全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之一。
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抱负，但它同时又必定是一场规模巨大的经济实验。而戴相龙的任期恰好处于“三步走”的第二步。在掌声和欢呼过后，他的新政面对的将是一组生硬的指标：到2007年，天津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280亿元、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628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740元。为此，他必须尝试每一种可能，与天津一起转型。
立志金融中心
戴相龙的个人资历正在深远地影响着天津的发展计划。他认为，要确保天津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金融服务业的支持至关重要。据悉，今年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五年内累计投资总计在7000亿元左右，这是拉动增长的必须之举，于是筹集巨额建设资金成为当务之急。而这也正是戴相龙的强项。
2003年2月，中国建设银行与天津市政府签订金融合作协议，向天津市一批重点建设项目提供长期、稳定、优质的金融服务和信贷支持。同时，建行天津分行与天津市建设投资公司签订银企合作协议，向天津海河沿岸危陋平房改造等4个项目总计授信136亿元。3月，国家开发银行与天津开发区、地下铁道总公司、滨海快速交通发展有限公司签定贷款协议，贷款总额为111亿元人民币。
8月底，中国农业银行决定把天津市作为试点示范区，将在今后3年内对符合条件的津郊城镇化建设项目(企业)提供150亿元信用额度。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杨明生说，这是年初农行与建设部签订300亿元支持城镇化建设合作协议后在全国采取的“第一个大动作”。一个“动作”就拿走计划的一半，足以令人艳羡。
到天津与天津市政府签署贷款合作协议的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杨明生，见到戴相龙还是一口一个“戴行长”。因为在戴相龙担任农行副行长期间，杨明生是当时的工商信贷部主任。尽管戴相龙不愿意过多强调个人作用，他只是说，银行业看中的是天津的发展前景和商业机会，但他也承认“我跟他们关系很熟悉，他们很信任我，这当然也是促成这次贷款的一个方面。”
类似的贷款源源不断涌向天津，毫无疑问，其中相当部分是戴相龙的个人影响力带来的。但是戴相龙并不满足于此，他的计划表是，成立天津市政府金融办公室，积极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引进外资金融机构，争取开展离岸银行业务，筹建滨海发展银行，组建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一系列举措构成了一个更远大的目标：将天津建设成中国北方重要的金融中心。
根据戴相龙的分析，天津之所以与北京、上海在经济总量上有较大差距，一个重要原因是天津的金融业发展滞后。2002年北京、上海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分别为485亿元和585亿元，分别占这两个城市GDP的15.5%和10.8%，而天津市仅为70.6亿元，占GDP的3.5%。
他几乎是不容置疑地说，实施天津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
他督促天津工商企业增加利润，提足折旧，不断增加资本金，并表示将积极开办委托投资、委托贷款业务，发行建设债券，创造环境扶持小型企业投资公司，把一部分城乡居民储蓄转化为对工商企业的投资——这也是他在担任央行行长期间极力提倡的做法。他还看到了天津市那些沉淀下来的国有资本的潜力，正在推动它们打破原有部门和行业界限，通过股票上市、项目融资、资产重组等多种途径进入资本市场，发挥筹资功能。
戴相龙对此信心十足。他认为天津在发展金融方面很有优势，离北京很近，中央的精神来得快，而且他有着多年领导金融工作的经验。不过他也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用最短的时间将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降下来？——作为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和作为一市之长的戴相龙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显然不会采取同样的政策取向。手心手背都是肉，他无法把地方利益抛到脑后。
而这个激动人心的抱负面临的最大困难，可能就是戴相龙认为的那个“离北京很近”的优势。两大直辖市相距130公里，北京的既有地位导致了它对天津的“负拉动”效应，在摩托罗拉和雀巢的地区总部从天津“迁都”北京之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在北京决意构筑中国金融中心的时候，除了那些国有金融部门的贷款，更多的国内外金融机构如何才能到天津来？
天津一些经济官员对摩托罗拉地区总部“迁都”的反应并不激烈，因为摩托罗拉在天津的生产基地还保持着很高的增长。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贸易发展局局长贾守月说，这种结构恰好说明了北京与天津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所趋，如果京津协同发展，合理分工——比如跨国企业总部在北京，生产在天津——那么这两个庞大的城市可能会因此获得更好的发展。
9月10日，戴相龙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北京与天津的领导在改进两市之间交通方面有统一的认识，“关于项目我不好太具体说，但是有一条，从北京到天津到港口，建成一条城际铁路专线是必要的，而且正在策划；再加一两条高速公路也是必要的；北京到通州已经有轻轨，天津到港口也有轻轨，如果中间再有80公里连起来，就又有一条北京到天津的快速交通工具。”
乐观的戴相龙相信两三年以后，“天津和北京的经济联合将会非常密切，北京人吃饭当天晚上可以到天津，天津人吃饭当天晚上可以到北京”，他相信这种交通网络将打破行政壁垒，带来更多的便利、更多的贸易和投资，使环渤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很快的地区之一”。但是，如此发达的城际交通，对戴相龙的“天津金融中心”计划可能反而是一种消解。
信心来自哪里
天津市刚刚召开了一个“确保超额实现全年投资目标推动会”。据悉，确定今年天津市投资考核目标是974亿元，奋斗目标为1000亿元。在上半年已完成投资426.7亿元的基础上，市计委下发通知，要求27个投资目标考核单位下半年必保投资目标落实到位。在1000亿元投资目标中，155亿元为中央投资，落实到电力局、大港电厂、中海石油公司天津分公司等13个考核单位；地方投资为845亿元，落实到开发区、市建委、市经委等14个考核单位。投资目标考核单位都已领到了“军令状”。
而按照天津今后5年7000亿元的投资计划，至少要有1／3的自有资本，大约2300亿元。这笔巨资从何而来？潜在的经济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天津来说，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贡献近期不足为靠，它最大的亮点实际上是外资企业——许多人或许不会想到，这个市场化程度不算高的城市对外向型经济的依存度却非常高——于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戴相龙振兴天津的重要筹码。
据开发区的官员介绍，戴来天津半年有余，接见在开发区投资的外商不下十次，并从不同渠道为开发区筹措贷款约300亿元。不过他送给开发区的第一份礼物是支持开发区拓展。管委会主任李勇向新市长汇报，开发区目前仅剩下两平方公里可用土地。戴相龙说，这件事交给我去办。目前，开发区正准备借助区域扩张整合资源，“在经济总量上再造一个开发区”。
2002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完成GDP380亿元，占天津市比例达到18.8%；工业总产值完成1030亿元，占全市比例达到31.2%；出口完成57亿美元，占全市一半。三大指标在国家级开发区中继续保持领先。当年开发区财政收入完成80亿元，如果把它放到全国城市排行榜中同样名列前茅。
但是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却出现了颓势。去年上半年，开发区的招商引资一度下滑到全国第四位，居苏州、广州、宁波之后，直到年底才回到第一，合同利用外资24.1亿元，实际利用为20亿元，但增长幅度却低于天津市和全国平均水平，甚至落在了保税区、农口各小区的后面。管委会主任李勇说，他们遇到的问题虽然主要表现在招商指标上，“但这个指标对于开发区而言，是一个事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关系到开发区能否持续、高速发展的大问题”。
开发区内，电讯制造业特别是手机正面临着国内最激烈的竞争(据预测，今年全国手机生产能力将达到2.3亿部，而国内市场需求0.5-0.8亿部)，必将影响摩托罗拉等主要厂商的产量和效益；在汽车产业方面，因为丰田项目近二年都不能投产，远水解不了近渴。更重要的是，由于外商在华投资方式出现了新变化，而天津可供外商收购和兼并的优良载体太少，将对开发区的招商工作产生持续影响。这一切都影响到了开发区的发展后劲。
李勇说，如何保持开发区全国第一的地位，关系到整个天津的经济社会发展，所以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记者就此问题向当地官员询问对策。天津开发区保税区工委宣传部长张洁说，需要找回创业激情；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军说，需要制度创新；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杨志泽则说，需要制度化的激情。开发区如此，天津也是如此。
但是对于戴相龙来说，他最需要的可能不是激情。这个时代已经不缺乏充满激情的大无畏的改革型官员，而最需要那些能够洞察发展规律的理性的技术官员，戴相龙无疑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其实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对文官政府的共同要求。从这一点来说，戴相龙的信心更应该来自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不仅洞悉金融与财政政策，而且谙熟产权改革与自由市场精神并已经开始付诸操作。把这种自由市场精神转化成“制度化的激情”，或许将是天津振兴的最终希望。
